ArthurKleinman,.
RethinkingPsychiatry.FreePress.
标签：文化与精神疾患，人类学与心理医学，
病痛体验
在此书出版之前，跨文化研究对于多数欧美的心理医师或者精神病学领域的权威专家们来说，还是个带有异域猎奇色彩的新生事物。医学人类学者对不同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对精神疾病诊疗现实的描述和分析对西方学者来说尚属边缘之见，不足为训。在凯博文（Kleinman）看来，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既然跨文化研究对于建立起一个具有普世价值和国际信度的精神医学范畴是如此至关重要，那么精神和心理医学这一植根于主流西方社会的学科为何会忽视在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非西方社会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呢？如果精神医学只局限于北美、英国和西欧白人中产阶级的话，那么它还能算得上是一门科学吗？凯博文继而抛出了他在今天看来仍富挑战性的议题：如果我们把精神医学看作是人类学考察和探究的对象，会是怎样一幅图景？透过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尼日利亚、伊朗、西太平洋群岛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等本土理念、疾病识别和诊疗体验的棱镜，（西方）精神医学的中心假说和实践范式将经受质询和比较，精神医学本身的制度、角色、训练和知识体系都会被置于文化分析过程之中（Kleinman：xi）。为此，本书篇章由以下各大问题构成：何为精神疾病诊断？不同文化中精神障碍是否会因文化不同而异（方法论问题及其发现）？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是否对精神病症的发生和病程有所影响？职业价值观如何影响精神病医师的工作？心理医师和精神病医生是如何治疗的？精神病医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
在本书的第一章，凯博文讲述了自己在年炎热的8月为一位28岁的湖南“神经衰弱”患者进行的问诊故事，全书的论述打下伏笔（Kleinman：5-12）。这位年轻患者认为只有解决自己得的“神经衰弱”这个“生理”问题，她才能治好由此引起的经常性的头痛、晕眩和疲劳等症状，进而有希望适应其家庭境遇。在问诊过程中凯博文倾听了患者诉说的文革期间所受迫害、下乡务农以及回城后的不幸的婚姻经历。在北美精神病专家看来，这位患者刚好符合官方对主要抑郁障碍症的诊断标准（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抑郁症在精神医学界几乎闻所未闻）。在当时凯博文的中国同事却不同意这一诊断。他们虽不否认患者忧郁的情况，但认为那正是神经衰弱症的表现，而且患者本人也无异议。作为第一名无意中把“忧郁”症概念带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专家，凯博文并不急于向中国同行说明“神经衰弱”这一在20世纪初广泛使用的美国疾症名称已经被当代国际精神病诊断系统排除在外。他感兴趣的是在特殊地方语境中的诊疗现实，即：患者的神经衰弱障碍被实习医生和精神科医生诊断为大脑皮质的“周期性功能失调”，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的生理表现就是紧张、虚弱、头疼、晕眩和无力等等。对于患者这样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者来说，其病状是系生理和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然而其患有的“神经衰弱”症被认定为生理疾病，也就摆脱了可能引起的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社会歧视（污名）并且有利于免除对于自身情绪问题的责任。
对于当时还具有心理医师身份的凯博文来说，神经衰弱是不可能的诊断选择。然而，当他对湖南医学院一百位神经衰弱门诊病人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大多数人可以按照北美精神医学诊断系统重新认定为抑郁症患者。然而，这些重新被诊断的病人服用抗抑郁药物后的改善效果只是局部性的。只有当他们能够妥善解决家庭和工作问题之后，他们的症状才开始消失或者真正缓解。因此凯博文将神经衰弱初步地解释为被文化所型塑的隐匿的个人忧郁体验，在上世纪80年的中国，这一生理性疾病的症断有着合理和正当的权威性。
凯博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精神病医学领域进行审视，对异常行为产生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力量以及这一力量对于心理疾病的诊断(和“标签化”)过程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此书的出版对于西方心理医学界反思和改革其诊疗方法体系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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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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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博文于年10月参加上海
哈佛中心全球精神卫生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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