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

我出身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年3月16日生于上海。父亲葛荆门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船厂工作了一辈子。母亲王淑惠是上海六十中学语文教师,曾就读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父母都是湖南人。

我来到这个世界比预定的日子提前了一个月。那时母亲任上海船厂党委办公室文书。体弱多病已经怀孕八个多月,可她不愿在家休息,而是坚持与父亲一起每天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从浦西到浦东上班要坐摆渡船过黄浦江,上岸时正好退潮,船比码头低一大截,母亲跨不上去,父亲在码头上用力往上拉了母亲一把,不料母亲一阵腹痛,大汗淋漓,摔倒下来,鲜血直流。父亲和同事连忙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母亲送到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我于是于年3月16日,上午八点四十分艰难降临人世。

我又瘦又小又黄,身上简直没什么肉。哭的声音十分轻微,连吃奶的力气也没有,只能靠护士用滴管喂。医生只好把我放在暖箱里,放了一个月。

母亲什么也吃不下,一病不起。由于母亲胃口很差,奶水也很快回掉,无法喂我了。医院住了很长时间,身体十分虚弱。父亲托病房的病友给我找了个奶妈。可奶妈的儿子已经两岁,她基本上已没什么奶水,所以我只能吃奶糕,我没力气吃得很少。好多天隔壁邻居都不知我家添了小孩。以后很多年,我体质一直很差,弱不禁风,无论吃什么营养补品怎么也调理不好,也许是先天不足的缘故。

母亲告诉我,我出生在新中国艰难厨建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 抗美援朝的历史阶段。国家很穷,但老百姓很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人心很齐,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国家。

奶妈徐月英是绍兴人,和母亲同年,皮肤白皙,眉清目秀,干活勤快,仔细。她丈夫因病去世时她才二十多岁。为了两个年幼的儿子,她不愿意忍气吞声受夫家人的歧视,便出来找工作。由于不识字,只好到上海来做保姆。幸好我母亲待她亲如姐妹,教她读书识字,扫文盲并拿到高小毕业证书。(后来母亲还介绍她到国有事业单位当了工人,退休后得以返乡颐养天年。)

母亲在生我期间还错失了一次很好的工作机会。那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招聘对外英语广播的播音员。母亲报名后通过了考试,在五千多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仅有两名被录取的人中的一个。可惜由于生病和生孩子坐月子,没有去报到,错失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俗话说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夜雨。我还未满月,又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大事。父亲厂里正在搞三反五反,这场以经济斗争形式出现的政治运动使许多涉及经济工作的人人心惶惶。我父亲是出纳,一向谨小慎微,却也平白无故受牵连。厂里党员干部采购员有一张发票被老婆洗衣服时不慎弄丢了,没及时报账;导致我父亲帐面上少五十元现金对不上账。这本来根本不是父亲的责任,可因我父亲家庭出身不好,轻易就成为被怀疑对象。对方一口咬定发票已经交给了父亲,检查组便把父亲关押起来。父亲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

母亲起初以为父亲在厂里加班,可好心办坏事的邻居却把厂里的风言风语和父亲受审查的情况透露给母亲听。母亲又焦急又担心,深受刺激,加重了病情。她茶饭不思,彻夜难眠,严重神经衰弱,发展到不吃不喝,精神恍惚,不管我了,夜晚走出家门想要去找我父亲。

一周后厂里查清了情况,把被冤枉的父亲放回家,可母亲已经由焦虑症变成了严重抑郁症了。幸亏乳母日夜带着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父亲也没有心情来管我,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给母亲治病。幸好在父亲和医生的努力下,母亲的病渐渐有所好转,一年多以后基本痊愈了。

小时候我经常生病,虽说都是母亲请假陪我看医生,可父亲总会帮我买些水果点心甚至衣服,后来有了妹妹,父母还是特别担心特别照顾我,害得妹妹眼谗嘴谗。妹妹叫天真,聪明活泼伶俐,长得又漂亮,非常讨人喜欢,无论是父母还是亲友邻居,都特别喜欢她。可是父母在我身上用的钱还是最多。

我的名字“天琳”是母亲大学时代的笔名。母亲从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母亲认为,哥哥调皮捣蛋妹妹又小,还是我懂事听话,所以更喜欢我。

我四岁上了是海运局幼儿园。开始上小班,就在我们居住的海运局职工家属宿舍二村里。我胆小瘦弱,常被男孩欺负。但老师很喜欢我,说我很乖。在幼儿园里,我学会了唱歌跳舞。母亲买了个儿童小钢琴教我弹琴,我很快学会了二十几首曲子。

六岁读大班时我登了一回报。在六一儿童节前一天,幼儿园来了个海运报的报社记者采访,要了解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情况。老师让我单独到另一个房间,把外衣脱了,穿着草绿色的毛衣,弹了六七首曲子给记者听。第二天是六一儿童节,父亲下班回到家,高兴地让母亲看报纸,原来海运报上登了一张很大的我在弹奏小钢琴的照片。父母问我,我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记者照的相。母亲把报纸剪下来,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来

母亲发现了我的聪明潜质,想培养我朝音乐方面发展,学弹钢琴,可惜家里没钱买钢琴,也没地方放,母亲让我去一位音乐老师家学。而我因身体不好,胆子也小,不敢独自去别人家,就没有学下去。

童年的我是在病痛折磨中度过的。听我奶妈说过,别的小孩没有生过的病我都生过,别的小孩会玩会乐会跳会吃会喝我却总是呆坐着,没有力气,没有精神,没有胃口。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和国家的物资供应也不是很丰富,所以我一直有贫血,还神经衰弱,腹泻,扁桃腺发炎,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反复发作。家里为我看病付出了不少医药费。

我的童年时代,国家经历了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大跃进,以及建国十周年国庆。我还是有点印象的。抗美援朝时,尽管家里日子比较紧,母亲还是把自己的金银首饰和手镯都捐了。

大跃进的年代,父亲每天在厂里忙加班大炼钢铁,要到很晚才回家,感染了肺结核,人瘦了许多,也没有精力管我们。特别是国家号召干部下放,父母共同报名下乡到上海郊区农村务农,户口都迁走了,就把我们三个子女都交给保姆了。他们去了整整一年半,我也养成了比较独立的能力。

七岁那年到了上学年龄,母亲带我去报了名,上的是家附近的青云路小学,年9月,我成了一名小学生。

年是建国十周年。那年我七岁,母亲带我去报名读书,是离家最近的青云路小学。

学校就在我家弄堂旁边,靠近青云路桥。俞泾浦河在学校旁边流过,有点浑浊,但还能钓到鱼。校内有两个操场,外操场和内操场。操场旁边还种了许多柳树。校舍由一层楼和两层楼的教室组成,紧挨着内操场旁围成一圈。虽然学校条件简陋,但每年也招收几百名学生。学校有医务室、广播室、音乐教室。外操场上搭了体操台。这所学校不大,它建在棚户区包围之中,周围是解放前夕从苏北逃荒来上海的难民搭的木棚草棚房子形成的棚户区,只有我家所在的海运局宿舍如鹤立鸡群般很显眼地占据着棚户区当中的一大块地方,而海运局宿舍的职工子女便成为青云路小学的很大一部分生源。光我的班里就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是海运局宿舍的职工子女。青云路小学在虹口区没什么大名气,不是重点,但这确实是一所不错的学校,老师们都很敬业,非常负责任,也很有水平,对学生无论贫富都和蔼可亲。

我进了一年级二班。这个班级有56个学生。班主任周志辉是一个高高大大有着一对漂亮大眼睛的女老师,湖南人,从河北师范专科学校毕业,教我们语文。周老师和我母亲差不多大,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以后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一直都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老师也没换过,一直是周老师。

周老师对我们很好,但也很严厉。调皮的男同学都有些怕她,因为她经常要把他们留下来谈心,补课,让他们订正作业,还要他们的家进行家访。对其他同学的家庭,周老师也定期进行家访。她对我们抓得很紧。我们从二年级下学期就开始有作文课。周老师还布置我们每周写一篇周记。她说这样对我们提高写作能力有帮助。由于她上课时的抑扬顿挫,由于她标准的普通话,由于她多次在课堂上念我写的作文,使我对语文这门课有了特殊的爱好;不但不害怕写作文,还会在老师布置的作业外另外加写一些短文和日记,请老师修改。周老师从来没嫌我给她增加了工作量,反而在班上表扬我勤勉好学,肯动脑筋。

周老师经常在我母亲面前表扬我。刚上二年级我就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周老师还提名推荐我担任了少先队中队长和大队委员。一直到小学毕业,我都被同学们选为班级和学校干部,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在各种集体会议活动场合,周老师和大队辅导员张雪琴老师总是培养我,让我担任社会工作、会议发言和其他集体工作。我不但参与了负责班级出黑板报,排练文艺节目参加演出、大扫除等各种集体活动,还担任校广播台播音员,以及到区少年宫学跳集体舞、摄影技术、唱歌等课外兴趣活动项目,回校教同学们。我还多次在任课老师生病时组织班级同学预习课文和布置功课,得到大家的认可,既锻炼了我的胆量和工作能力,也锻炼了身体。我从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性格坚强独立性强的小干部。

周老师对我如同自己的女儿。她很喜欢我,看我胆小,便注意培养锻炼我的能力,让我在班级和学校的活动中亮相,比如上台唱歌、跳舞,朗诵等,还让我在全校大会上发言。

记得第一次周老师让我上台朗诵,要求我全部背诵,不能看稿子。那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小熊过桥》。我一遍又一遍读熟,终于能背出来了,周老师还教我抑扬顿挫加上表情,把小熊、乌鸦、河水各个不同角色的不同声音特征表现出来,并要求我声音再大些。那次朗诵的经历使我的胆子增大,也战胜了上台表演的胆怯。

我母亲喜欢文艺,喜欢音乐,经常在家里哼歌曲。她曾教我学弹钢琴。所以我学歌舞接受就比较快。周老师常常自己创作编排歌舞让我们表演。有时候,她先编好动作教我跳几遍,然后就让我再教其他同学,让我们同学自己排练。

周老师的独生女儿比我小三岁。她女儿穿的衣服常是周老师自己缝制的,比外面买的还漂亮。我还记得二年级时,年的国庆节我们班女生在学校庆祝会上演了个节目叫《小红花》。周老师刚给她女儿新做了两条非常漂亮的连衣裙,一条白底绣红花的,一条红底绣白花,镶白边。她女儿还一次也没穿过,周老师就让我先穿着当演出服,让我担任领唱领舞,

我在舞台当中边唱边跳,周围一圈有八个女同学伴舞,演出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台下观看演出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致要求我们再重新跳一遍。为了满足大家的愿望和更好的演出效果,学校领导当场派人临时再安装了一盏很明亮的大灯,让我们到大操场前的领操台上,重新为全校师生再演出了一遍。我边唱边跳:

“花园里,篱笆下,

我种下一朵小红花,

春天的太阳当头照,

春天的小雨沙沙下。

啦啦啦啦啦……

我就是党的一朵小红花。”

全校师生边鼓掌边跟着一起唱。庆祝会非常热烈。那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如在眼前。

小学三年级时,我得了急医院。上吐下泻发高烧,浑身无力。因为肠道疾病需住隔离病房,家人不能探望,我只有一个人住在病房里,非常孤独害怕,简直要哭。还要每天打吊针,自己洗漱照顾自己。虽然有医生护士经常来查房,但是我得自己很注意地看着吊瓶和滴管,担心它药水没有了会空滴,我知道那是有危险的。医院,母亲来接我回家,我感到自己长大了许多。

童年生活,虽然体弱多病,但是我在家长和老师的悉心呵护和亲切关怀下,愉快地长大,对未来的日子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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